[61]但是，从宪法学者的视角来看，他们却认为这种现象值得警惕，并且指出此种现象是依法治国理念的地方化趋势，地方政府自己制定行政程序方面的规则，以通过代表机关效率低等作为理由，不通过民意代表机关，这实际上是规避民意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基本持肯定的观点。1958年6月11日，德国（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在药房案的判决中，法院对于营业权之侵犯的合法性问题，以手段的妥当性、必要性、比例原则来进行检视，这就是所谓的三阶理论。
[4] 三是以自由裁量权控制为语境的研究。[59] 付子堂：《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路径》，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3期，第88—93页。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合理行政的要求中就有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第4项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情形之一为明显违反行行政目的，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6] 湛中乐：《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的法律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69—76页。
[36] 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7页。有的学者通过对德国、欧盟比例原则的内涵、渊源及适用的分析，指出我国在比例原则的适用中应当采用自主性借鉴。人民作为现代的民主神成为国家的主权者，人民制宪被理解为一个时刻，一个道成肉身的时刻，这给人们带来一个幻觉，以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建设就是一个理性附身的过程。
同西方进入现代无非是在（基督）父权制与民主自由体制之间斗争一样，中国法治的现代历程可以说是家律法与个体(自由)律法之间的争夺。如果不能揭示出公民宗教应有的内涵，公民宗教本身的意义则不免要打很大折扣。将祖与国结合起来，基本上是西学东渐之后的近代故事。有问题的是鸦片战争之后，取法西方与取法先王之间的冲突。
曾经的祖国变成了当下这样一种污浊与离散的状态，尽管我们人民已经完全拥有对外主权，法律条文上也写下了自由和权利，但祖国不再是可世代生养存在之家，而是一个流动的驿站、工业的垃圾场以及战士的宿营地。然而，二者虽然有着共同的神学困境，解决方案却大不一样。
很多人会认为，家律法已经逐步为个体律法所革除，也应该被个体律法全部取代。之所以民族一词重新被发现和塑造，如赫尔德言，是因为世俗化之后，抽象的主权原则无法承受个体主义的离心作用，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被抽空了。参照家的三个基本维度，民族同样建立在创生-养成-返本的律法之上。上个世纪初一些学者重新塑造了炎帝和黄帝，由此中国从古代的天下转变为炎黄子孙世代居住的民族国家。
文章总体分为三大部分，先是提炼出一种家本位的政治秩序的基本律法，进而剖析祖国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最后重新诠释和构建人民主权、民族国家以及公民宗教的概念。可惜，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市民社会在政治结构里并没有地位。它的优点就在于宗教宽容，本质上属于意志自由和民族宗教的调和物。祖国从此成为一个白板，在这个白色的底板之上现代思想为其涂抹了各种人为的油彩。
在这个取代过程中，经验上的陆地与海洋之争就表现为封建土地与自由财产之争，社会学上将其表述为社会与共同体之争，政治哲学上则将其抽象为主权国家与市民社会之争，而根本上，这些都脱胎于家律法与个体法律之争的命题。据此，祖国是一种家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无论是热爱祖国还是建设祖国都可以从家律法中得到合法性论证。
相比起来，民族则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自主建构。……大不列颠岛本身，这个以纯粹的海洋性存在，象一条船或一条鱼，它可以向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游动，可以辐射到所有的大洲，成为海洋的女主人，发展为世界性帝国的中枢。
实际表现是，它降格为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反，人民主权和人权成为现代国家和法律的合法性基础与行动法则。每个国家既是一个法治国，又是一个父母之邦。构词上看，祖国是一个从家观念引申出的名词。就返本来说，它表达的是慎终追远，祭祖思贤。相反，主权人民则是一种形式化的神学构造，一方面，在现代契约理念意义上，人民是由成年理性个体组成的整体。
就我国来说，围绕着祖国有一系列复杂的概念家族，如天下、家国、华夏、炎黄子孙以及中国等。也就是说，下一代人为什么不重新立约，而继承前一代人的契约。
由此，在哲学的语言学改造之后，独白的先验自我不复成为思考的基础，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由不同主体，即自我与他我根据家观念联结起来的共同体。进入专题： 祖国 主权国家 。
利维坦意味着，人类从此不再以陆地为家，而是以海洋为家。然而，主权人民终究只是一种抽象的意志，构成了人民（身体）的还有民族和国民，凡自称是人民代表的组织所要代表的至少包含这两个不同层面。
狭义上家表达的是事物的创生、养成以及返本的律法。借助利维坦这一尘世的、会死的上帝的形象，他完成了两个任务，一是将受基督教左右的国家解放为世俗的、依托大地的祖国。尽管人们并不曾忘记，海岛会淹没，海洋无法成为家，而科技带来的污染全面损坏了家。启蒙思想家中，既有彻底的无神论者，也有晚年回归为基督徒者。
比如说，尽管英国、日本都是岛国，但进入现代之前采纳的都是陆地法，即古罗马法与中华法，故水土不服、沉寂千年。由此，前面提及的神学悖论再次出现，上帝如何来到世间，假使一定要道成肉身，那么，天国变成尘世之国，就一定要产生一个受神学思维左右的国家，它无法成为一个人居之地。
因此，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中，直接发生冲突的不是世俗理性与宗教神性的斗争，而是神学思维与家思维的断裂。近代中国的面目非常模糊，却也并非无法辨识。
它成为现代世界各国的普遍型态：祖国-公民（gens-civitas）。因此，慎终追远与法先王以及由此得出的大同社会就是一种公民宗教。
只有通过这一无限可塑的中枢器官，才可能运用经验和有利于国家建立的洞识克服那些反对国家建立的巨大障碍。它首先是第三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他重拾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宗教这个术语，以期为世俗化社会提供宗教维度，克服四处弥漫的虚无主义。源自西方知识、受基督神学思维影响的自由和法治由于丧失了家的三个维度，引发了一系列现代困境。
限于主题，此处无法全面展开论证，值得指出的是哲学界从本体诠释论和现象学方面已经有过非常建设性的尝试。霍布斯自然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神学思维影响下的科技毕竟带来了家与自由的一条出路，故今日自由与家的关系便不再表现为陆地与海洋之争，而是自由律法全面取代家律法，为了获取更多的自由，人类只能不断向外部世界和空间拓展，寻找新的家。就创生来讲，它内含的是阴阳相生、生生不息的法则。
就养成来说，它表达的是生而养之、教而化之的世代养成法则，如亲亲、孝慈的伦理法则。在《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信中，卢梭强烈地表达了他的这一主张： 假如对于出生的地方可以选择的话, 我一定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作为自己的祖国……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有着唯一的共同利益, 整个国家政府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只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幸福, 而这只有当人民和主权者是同一的时候才能做到。